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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疫情爆发后，欧美国家经常用拉平曲线这个词来解释自己的防疫策略。初衷是为了降低疫情传播速度，避免医疗系统超负荷，逐步度过疫情。
【/h/】但随着宣传力度加大，这个词逐渐偏离了原意，越来越像一句废话，仿佛念咒的时候真的可以把曲线拉平。当我们真正谈到采取什么措施时，人们往往是沉默的，因为当我们选择采取这种措施时，一些人的感染和死亡已经合法化。让人感到更加犹豫的是，最初的扁平化曲线和英国提出的集体豁免，带着严重的绥靖味道出现，这在英国是很古老的。事实上，当我们选择将曲线拉平，而不是采取极端封锁措施，积极碾压曲线的时候，政府已经做出了伦理上的选择:牺牲少数人的生命权，保障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包括健康和经济。
【/h/】当然，扁平化曲线本质上是一个防疫原则，如果具体措施做好了，可以达到更好的防疫效果。虽然很遗憾在这次疫情中一定会有人死亡，但是只要曲线不要太高，早点拉平减少损失还是可以的。
恐怕有些国家读平曲线，早期几乎什么都不做。比如英国喊着集体免疫的口号，甚至早期都没做试验。疫情初期的彷徨让一万多人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现在还没有结束。其实英语国家也有防疫方面的优秀学生，那就是澳洲。英美两国还在和疫情做斗争，澳大利亚的曲线已经拉平。
【/h/】如今，澳大利亚新增确诊病例已经减少到每天不到100例，死亡总数也没有超过70例。澳大利亚卫生部长格雷格&米德多；亨特在4月13日对媒体的讲话中确认，澳大利亚拉平了曲线，令人欣慰。
当首席卫生官发布数据时，他实际上表现出了极大的乐观:澳大利亚的现实至少是估计的两倍。3月下旬，当每日新增病例持续在400例左右时，当时ahppc最乐观的预测是，累计病例数达到15000例时，将达到疫情高峰，如果失控，可能会上升到35000例左右。结果没想到一系列措施让新病例在达到5000之前就慢下来了。
【/h/】很多采取曲线拉平策略的国家在澳洲这里看到了希望:城市不完全封闭也是可行的，开学也是可行的，基础业务可以正常，不需要采取极端措施牺牲经济。但其实这个希望是很假的。澳洲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合防疫，澳洲对这次疫情的准备非常周到，措施非常有效。具体到澳大利亚做过的好地方，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尊重专家:让专业人士做医疗事务
早在2006年，澳大利亚健康保护高级委员会就成立了。它是紧急卫生事件后的主要决策机构，由各州首席卫生官员和联邦卫生官员组成。这些官员是在不同医学领域经历过多次战斗的学者和专家。
这就相当于疫情爆发后，澳洲的张文泓和钟南山能迅速主导决策，所有决策部门都围绕自己的意见运作。
这个理想体系已经在现实中执行了。
疫情的一个主要区别就是澳洲的中小学是否应该停课。人们都希望课程能停止保障孩子的安全，但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停课。
如果当时学生犯了错误，政府将失去所有的政治生命。但这是委员会的专家意见，政府选择执行。当时委员会给出的理由是:最可怕的情景是医疗系统超负荷，医务人员是此时最宝贵的资源。如果学校停课，30%的医护人员(家长)将无法正常工作。此外，国际数据显示，儿童死亡率和感染率较低，必须开放学校。由于医学专家的意见，政府毫不犹豫地威胁停止发放补贴，迫使关闭的学校重新开放。
尊重专家意见，使得澳大利亚的抗疫政策执行起来没有逻辑矛盾，从而保证了执行速度。从宣布旅行禁令到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社会禁令，没有任何时候政治考虑会影响实施过程。
听起来并不伟大，但实际上，很多国家的悲剧恰恰是因为政治压倒了科学。美国在抗击疫情方面开局不利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白宫对疾控中心的意见摇摆不定。特朗普一开始对股指的关注明显大于对防疫的关注，然后在工作重心放在防疫上的时候开口了。现在福西像个奴才一样站在川普身边，真的是悲剧。
但是在政治和科学之间，澳大利亚选择听取专家的意见。如果一个法令来自一个人，它将为之后的一切铺平道路。
【/h/】在关键时刻选择听取专家意见，可以算是澳洲防疫的结构性胜利。
严格执法:让老百姓了解政策
澳大利亚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选择不戴口罩。当然这不能怪澳大利亚政府，因为澳大利亚只有一家口罩厂，年产量不超过1000万。疫情初期，政府派兵帮忙监管工人，因为工厂太小，最后可怜地只派了14个人去。最终产量没有增加多少，因为中国的无纺布不够。
这个时候，全民戴口罩肯定是不行的。最后，卫生官员给出建议，人们在交流时应保持1.5米的距离，勤洗手，咳嗽时用手肘捂住口鼻。
澳大利亚和芬兰不是很像。不是每个人都有社交恐惧。平时大家还是喜欢握手，聊天，撞肩膀。政策刚出台的时候，支持严格抗疫路线的华人社区都很担心:这种不可执行的社会距离秩序，有没有人听得进去？
但令人欣慰的是，绝大多数人都非常合作。不到几个星期，人们就适应了新的社会规范。超市、银行和邮局甚至画了地标，提醒人们遵守1.5米的社会禁令。
这只是有意识的胜利吗？也不尽然。由于特殊时期的严格执法，每个州都配备了警察部队来执法。
墨尔本的第一张票发给了一家中国餐馆。这个罚款也很痛苦。当时政府要求所有餐饮企业关闭食堂，只开放外卖。生意受到影响的餐馆老板和朋友在餐馆里喝酒。事实上，他很久没有对外开放了，但是晚餐被警察当场抓住，所以他给了餐馆5000多澳元的罚款。
【/h/】对企业严格，对个人也一样。维多利亚的一位市长在街上喝了一瓶啤酒，被认为违反了社会禁令。被罚款后，他做了专门的视频道歉。最惨的是新南威尔士的艺术部长，一个人去他的度假别墅撒了谎。被网友拉出来骂，最后被罚款。
【/h/】社区传播控制中一个意想不到的场景是邻居在国外的报道也相当熟练。新南威尔士州的数据显示，警方在一天之内收到了邻居500多份举报，而维多利亚州的数据显示，警方罚款的一半是邻居举报的。举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墨尔本的7名中国留学生偷偷聚在一起，在家里吃了一顿火锅，结果却被邻居举报，一口气被罚款1万多澳元。
强烈的社会公民意识，严格的执法，以及社会的严格监督，使得防疫措施最终由个人实施。
但归根结底还是要严格执法，执法不留漏洞，这样才能在特殊时期养成良好的习惯。我们不自上而下说话，不给达官贵人和外国人特权，这一点值得很多国家学习。
与英国相反，鲍里斯&米德多；约翰逊在3月中旬强烈建议人们不要去餐馆和酒吧后，他的父亲仍然表示他会去酒吧。可见建议没有用，还是需要强有力的执法措施。同等罚款在澳大利亚发挥了作用。
次级升级:经济问题让所有人生活
【/h/】在这场人类与病毒的较量中，限制活动导致的经济下滑很可能更具杀伤力。在财政政策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宣布停止社会活动，可能比传染病本身的影响更大。在处理疫情的同时处理经济问题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根据专家的建议，澳大利亚封锁国家的措施是分阶段逐步升级的。
在国际上，在处理来自中国、伊朗、韩国和意大利的最初案例时，澳大利亚选择对这些主要进口国宣布旅行禁令，不允许这些国家的游客进入澳大利亚；当国际疫情蔓延到欧美时，澳大利亚宣布关闭边境，切断海外最大传染源。澳大利亚在防疫和国际交流之间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
当然，在海外孤身一人的澳大利亚，封国是很容易的。封国措施在任何国家都是比较简单粗暴的。中国学生必须在第三国隔离14天，然后澳大利亚宣布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
在中国，防疫工作开展得非常有序。在没有社区交往证据的情况下，澳大利亚进入了社会隔离的第一阶段。当时只要求关闭酒吧、俱乐部、赌场等公共娱乐休闲设施，将聚会人数设置在500人左右。同时开始放宽银行贷款门槛，给予弱势群体每人750澳元的福利待遇。
以下措施遵循了这一顺序:准备经济措施-宣布抗疫措施-实施经济措施。这样既控制了疫情，又保障了民生。
【/h/】社区传播开始出现后，澳大利亚进入第二阶段，当时政党减少到100个，所有公共场所关闭，要求所有公民不得出境。经济上符合维持就业岗位的新福利政策:政府直接帮助企业支付员工每周750澳币，从而保证企业和个人不至于倒闭。
【/h/】进入第三阶段后，也就是大规模社区交流出现时，政府要求民众放弃一切不必要的出行，除了采购物资、外出锻炼、看病、工作之外，都要在家里隔离。失业问题浮出水面的时候，伴随着一个租房政策:冻结房东追逐客户的权力；地主减租，政府就可以减少地主要交的土地税，惩恶扬善，赢得一波人心。
澳大利亚政府以最有效的措施控制疫情，也缓解了经济打击。经过这一系列行动，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成为澳大利亚10年来支持率最高的领导人。要知道，去年他去夏威夷火场度假的时候，被大大嘲讽了一番。
从经济和防疫的平衡来看，澳洲的防疫措施并不是很激进。难免会有一些漏洞，比如无法在本地快速追踪患者。目前中国和新加坡的做法是使用健康码，依靠手机app强制完成。澳大利亚刚刚提出了这个想法，遭到了人民的强烈反对。看来西方人还是很重视隐私这个概念的。
人们期待澳大利亚一如既往地找到自己独特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难题。目前，医疗小组正在测试污水系统，他们希望通过跟踪下水道中的冠状病毒来跟踪新疫情的爆发。
